谋杀率最低国家 面对一起杀人案冰岛民众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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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拥有34万人口,经济平等程度高。这是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北约成员。拥有量很高——平民手中估计有9万件——但这些武器是为了狩猎而不是自卫购买的,并且很少被滥用。全国暴力犯罪很少, 2000年至2015年间,平均每年仅发生1.6起谋杀案,大多数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是年轻男子,且彼此相识。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主要购物街叫做Laugavegur,意为“热泉之路”,因为这条街最初是女人们从城里把衣物拖到两英里外的温泉里的中转站。它自西向东横穿了冰岛的整个首都。在一片色彩缤纷的屋顶中间,耸立着白色的格里姆斯基教堂,远远看去就像是托尔金笔下中土世界的塔楼。对于这条街,伯纳·布兰斯多蒂尔(Birna Brjánsdóttir)再熟悉不过了。

伯纳是一名活泼的20岁姑娘,头发乌黑,幽默敏锐。她在郊区长大,距离市区有30分钟的步行路程。她喜欢从嘻哈到民谣之中的所有音乐,她也喜欢开车。在2016年夏天,她享受着冰岛的懒散时光,和朋友一起开着父亲的车倘佯在Laugavegur,车窗敞开,喇叭响起,她们经过街边的一个个精品店、咖啡馆和旅游商店。

那年冬天,当一天中太阳只出现五个小时,积雪堆积在附近山上时,伯纳一直在享受着Laugavegur周边夜生活的快乐。周五完成工作后,她经常会和一些朋友一起在酒吧里打牌,然后在午夜之后和雷克雅未克的人们一起跳舞,就像他们在2017年1月13日晚上做的那样。

自信而无忧无虑的伯纳是当晚第一批在俱乐部Húrra站起来舞蹈的人。当她的朋友决定在凌晨2点离开时,她告诉他们自己要留下来接着跳。她在三小时后离开了俱乐部。她买了一个披萨,开始慢慢倘佯在Laugavegur街头。这里晚上光线充足,店铺也会通宵营业,每隔10米就会有一个路灯。

伯纳独自行走在雷克雅未克是很平常的事,即使对于一位年轻女性来说也是如此。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冰岛人感觉他们更了解自己的人民;这是一个和平的地方,整整一年都没有一次谋杀。当晚零下9度,还刮着风,但伯纳似乎并没有受到因此而受到干扰。她穿着Dr Martens 靴子——就是那种普通的黑色马丁靴,穿着黑色牛仔裤,上身是灰色毛衣和黑色连帽衫。她的头发松散开来,披在肩上,而脖子上挂着一对白色耳塞。

她喝醉了,在某处丢掉了硬币,还撞到人行道上的陌生人。她穿过Lebowski酒吧黄红相间的遮阳篷,受到Coen兄弟电影的启发,绕过街角的咖啡和华夫饼店,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小巷通向大海。

周六上午伯纳并没有去工作,她的朋友玛丽亚开始担心了。博纳一贯准时。她们在Hagkaup百货商店的时尚区工作,从小学起就相识了。两人是亲密的朋友,会一起观看英国达人秀、一起参加音乐节。玛丽亚给伯纳的手机打电话——已经关机了。而此前伯纳的手机从未关过。

玛丽亚联系了前一晚上天和伯纳一起出门的女朋友。她们推测她回到了她父亲住的地方,但她也不在那里。然后,玛丽亚打电话给伯纳的母亲西拉·霍林斯多蒂尔(Silla Hreinsdottir)。母亲对这个消息很担忧,她的女儿独立而且意志坚强,但也很负责任,总是让她的父母知道自己在哪里。

当天晚上,在向警方提交了一份人员失踪报告后,萨拉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消息求助,称她的女儿从前一天晚上就没有回家,“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无法联系到她,这并不像她的风格。请分享,让我们找到她。西拉”。

在几个小时内,这个帖子被分享了数千次,但没有来自伯纳的消息。她的母亲整晚都没睡觉,每隔一小时就拨打一次紧急服务电话,有时每半小时一次,看看是否有任何消息。星期天上午9点,警察发布了最新消息。在伯纳的手机关闭之前,也就是当天凌晨5点50分,手机曾经与Hafnarfjrur工业区的一座信号塔进行通信。Hafnarfjrur是位于雷克雅未克以南6英里的港口城市,以其熔岩和海盗节闻名。霍林斯多蒂尔和同伴一起开车到当地寻找,挨家挨户敲门并询问伯纳的名字。

到了下午,随着暮色将至,西拉陷入了绝望。她的女儿已经将近36个小时没有露面,她确信有什么可怕的事,但仍然没有正式的搜索。没有犯规行为的证据,警方也不愿意采取行动。但媒体已经听到了这个故事,当两个主要电视台要求采访时,萨拉同意了。关于首都雷克雅未克年轻女子在街头失踪的神秘故事出现在周日晚上的新闻中。

冰岛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拥有34万人口,经济平等程度高。这是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北约成员。拥有量很高——平民手中估计有9万件——但这些武器是为了狩猎而不是自卫购买的,并且很少被滥用。全国暴力犯罪很少, 2000年至2015年间,平均每年仅发生1.6起谋杀案,大多数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是年轻男子,且彼此相识。 2008年没有发生一起凶杀案。当地警察没有配备武器,关于雷克雅维克警察的Instagram消息显示,警察们常常把时间花在吃雪糕,滑雪和自拍上。由于冰岛人倾向于相互照顾,这种彼此之间的安全感得到了加强,因为传统上彼此合作对于度过漫长而严酷的冬季至关重要。

侦探格里姆·格里姆松(GrímurGrímsson)侦探周日晚上并没有收看电视新闻,但当他与妻子吃完晚饭时电话响了。他的主管告诉了他关于女孩失踪的消息。谋杀率最低的国家不久之后,他接到雷克雅未克警察总部的第二个电话,要求他参与办案。

尽管他的妹妹维迪斯(Vigdis)是冰岛的一位知名小说家,但现年56岁的格里姆松并不出彩,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喜欢“不露面”。事实上,他有一张关于侦探的完美面孔,有着像猛禽般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尖锐的鼻子、布满脸颊的胡茬以及嘴两边深深的线条。

他在警察部门工作了30年,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冰淇淋上。20世纪90年代,他曾在北极圈北部的西北峡湾地区居住,当时发生了几次雪崩,造成30多人死亡。 2009年初金融危机期间,他加入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并花费了六年的时间处理金融案件,其中的涉案经理人和交易员因为操纵市场和欺诈性贷款导致冰岛三大银行破产。直到2016年11月,他才从“快节奏”的警察生活中解脱出来,回到雷克雅未克。

在周日晚上开车去警察局的时候,格林姆森并不担心。每个月都有几个人在冰岛失踪:常常是行走在内陆地区的猎人和远足者,离家出走或涉嫌吸毒的青少年,患有精神健康问题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自杀者。据报道,在城市地区,年轻人报告失踪后,通常是在某个朋友家中睡觉,或者与某人过夜。

警察局就在Laugavegur街旁边,格林姆森被告知了这起案件。警察们从伯纳父亲的房子里找到了她的一件衣服,为警犬追踪提供了气味,准备在最后发现伯纳德地方进行搜索。由于冰岛犯罪率低,并且公众对监视和其他预防犯罪措施存在的敌意,雷克雅维克的监控覆盖面比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要小很多。在公开讨论是否有应对或黑社会的必要性时,一种常见的反应是“这种事情在这里不会发生”。即便如此,在伯纳于星期六上午离开俱乐部之后,警察们已经能够拼凑出显示伯纳动作的监控画面。格林姆森看着她丢下硬币,碰到陌生人,然后走过Lebowski酒吧。但在距离最近的下一个摄像头监控画面中,没有了伯纳的踪影。她要么走下了小路,要么上了一辆过往车辆。

格林姆森和他的同事们再次仔细查看了这段视频,注意到一辆红色的起亚小汽车沿着与伯纳相反的方向行驶。在她出现在视频中之后不到30秒,它就驶过了Lebowski酒吧。她是不是上了那辆车?这些警察认为有可能。但视频质量并不足以识别车内人员或车牌。当警方搜索了国家车辆数据库时,他们发现有100多辆同样品牌、型号和颜色的汽车。

星期天晚上凌晨2点,西拉和伯纳的父亲Brjánn来到了警察局。他们已经离婚,但关系良好。西拉恳求认真对待,并立即展开搜索。 她坚持说,伯纳没有理由失踪,她和家人关系密切,没有吸毒,也没有抑郁。她的一位朋友形容她为“快乐药丸”,因为她总是非常乐观。她也没有收入上的担忧:她告诉她的母亲,自己在百货公司工作收入绰绰有余。对于伯纳来说,与她所爱的人共度时光,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才是最珍贵的。

当格林姆森向他们展示监控录像时,西拉愤怒地发现他们无法识别红色车的车牌。 “你不能像电影中那样找到它吗?”她问。“这恐怕不行,”格林姆森回答。

说冰岛人之间都相互认识可能过于夸张。但是两个冰岛人都会认识同一个人却并不突兀。冰岛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每个人都是社区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当鄙人需要帮助时,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犯罪小说家LiljaSigurardóttir说,“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做一些没有报酬的事情,比如说组建唱诗班或是组织一支球队。这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见得总有帮助,却很美好。”

到周一下午,警方依旧没有太多的线索,试图利用这种冰岛精神,十分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呼吁公众提供信息寻找伯纳或是红色轿车。尽管感觉警方仍然把她当作一个“歇斯底里的母亲”,西拉同意出现在负责该案的格林姆森旁边。她告诉记者,她担心她的女儿,她喜欢说英语和旅行——她和玛丽亚计划在两个月内到纽约旅行——可能会在回家的路上和游客说话。她补充说,伯纳最近在与男友分手后加入了Tinder。

格林姆松介绍了搜索的最新情况,这次搜索由冰岛搜索救援协会(Ice-Sar)牵头进行。该协会有一个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应急响应志愿者网络,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而它的持续存在反映了这个岛国的主要危险来自严酷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其他人。根据该协会项目经理的说法,一般来说让普通公民——而不是Ice-Sar团队——参与寻找冰岛失踪人员是一个障碍,“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周一晚上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20多岁的兄弟两人与伯纳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自发前往伯纳手机信号消失的Hafnarfjrur进行寻找。他们一时兴起来到海港。公路和海洋之间是一个带有三个大型储油罐的围栏区域,在它旁边是一个堆满建筑用品的粗糙地面。兄弟俩决定四处看看。在一些管子旁边,他们发现了一双黑色的靴子。关于失踪人员的描述中也包括伯纳德穿着。两人用谷歌搜索了Dr Martens,然后发现这和伯纳所穿的靴子相似。警察们冲到港口,他们很快确定这靴子属于伯纳。

当潜水员跳入冰冷的海域中搜索时,格林姆森的手下在码头查看监控录像。不久之后,他们很快就在周六早上6点钟左右看到一辆红色的起亚小汽车驶入港口,这辆汽车停在65米长的拖网渔船极地纳克(Polar Nanoq)号旁,该船悬挂着格陵兰岛旗。一名喝醉的男子从车上下来上船,然后那辆车开走了。

这一次车牌号清晰可辨。这是一辆租赁汽车,公司表示这辆车租给了来自格陵兰岛的25岁男子,极地纳克号的船员托马斯·M·奥尔森(Thomas M ller Olsen)。他在周六中午归还了汽车,之后又被租借给了一个年轻的家庭。警方扣留了这辆车。很明显,它最近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坐在后排的孩子抱怨说有强烈的化学气味。警方仔细检查后,发现后排座位上有血迹。由于冰岛缺乏一个复杂的法医犯罪实验室,因此样本与伯纳的DNA一起被送往瑞典进行分析。

警方开始通缉奥尔森以及从车上走上船的男子。不幸的是,这艘拖网渔船已于周六下午启航,两名男子都在船上。

在伯纳消失三天后的星期二,极地纳克号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格陵兰岛捕鱼。自从离开冰岛后,托马斯奥尔森和他的同伴尼古拉·奥尔森和平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被队友们形容为可爱又随和的托马斯自从收到一条手机信息后,就显得很焦虑。一位在雷克雅未克的报纸记者得知极地纳克号与伯纳的失踪有关,他发现了一个由船员使用的Facebook群组,并向托马斯发送了一条消息,询问他是否知道是谁租用了红色起亚。脸色苍白的托马斯把记者信息传达给船长,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并给了他一些镇静剂。

而对于格林姆森的团队来说,追捕这两名水手是一个重大的后勤和外交挑战。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已经将四名警察送往丹麦军舰特里顿。由于极地纳克号是归属于格陵兰岛的一艘船,目前位于格陵兰岛的海域,计划驶往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冰岛警方的计划是协调当地警察,并带他们前往极地纳克号实施逮捕。格雷姆森的担忧是时间:拖的时间越长,犯罪嫌疑人就越有机会破坏证据并编造谎言。

然后,格林姆森收到一些消息,让他有了一个更快更简单的解决办法。极地纳克号的船长在网上读到该船与失踪案有关,并担心他的船员可能会被牵连,已决定返航冰岛。他和船上的高层一致决定告诉全体船员发动机出现了故障,需要返回冰岛维修。船长还关掉了船上的无线网络,因此托马斯和尼古拉无法阅读到关于此案的媒体报道。

尽管冰岛没有特种部队,但它在警方内部有一个精锐的反恐部队,叫做维京队Víkingasveitin。第二天早上,维京队的六名成员登上一架A332超级美洲豹直升机,飞越北极,并在进入冰岛海域时遇到极地纳克号。虽然天气不好,海面波涛汹涌,有八米高的海浪,警官们还是安全登上了甲板。托马斯和尼古拉随即被捕并被关押在船舱内。在12小时内,极地纳克号将抵达Hafnarfjrur。

到目前为止,冰岛的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故事,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前从没必要向其子女解释犯罪危险的父母努力回答关于失踪年轻女子和水手的问题。在雷克雅未克的咖啡馆和酒吧,人们浏览新闻网站的最新消息,并彼此交换看法。其他暴力犯罪事件虽然少见,但并不需要揭开谜团,也不是需要进行搜捕。这个故事就像过去十年中冰岛流行的黑色小说一样扩展开来。“它代表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终极恐惧:一个年轻无辜的女性在市中心被盯上了,”冰岛大学社会学教授Helgi Gunnlaugsson说。 “然后嫌犯还是外人,这只会加剧人们的恐惧。”

公众的强烈反应大多处于善意,将可能的线索传递给警方,对伯纳的家人表示同情。但是有这么多人当上了业余侦探,谣言就在网上传播开来。在前一天晚上,格林姆森刚刚派出警察前往哈夫纳夫约杜尔,以消除社交媒体关于在湖中发现尸体的报道。现在又有了新的猜测:伯纳在极地纳克号上还活着,同时还发现了其他几名被绑架的妇女。格林姆森在公众面前表现出镇静,专注和开放的态度,极力呼吁人们避免“暴民狂热”。

当极地纳克号在几个小时的航程之外时,Hafnarfjrur的港口就被封锁起来。整个港口被积雪覆盖,穿红蓝制服的Ice-Sar志愿者悄悄地继续寻找证据。星期三晚上11点,船终于靠岸,十多辆警车一字排开停在码头上,车灯照亮了港口。

“你有这种感觉,就像雷克雅未克的所有警车都在那里,”冰岛最大报纸报道Fréttablai的记者辛德拉多蒂尔说。维京队成员押着托马斯和尼古拉离开了这艘船。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时刻,”辛德拉多蒂尔描述道。

经过数天无情的坏消息之后,冰岛人终于有了些许宽慰。被捕的男子是外国人,为一些人带来了额外的安慰,“这是一种让我们团结一致的祝福”,正如一个人所说的那样。

警察车队迅速赶往雷克雅未克的警察总部,立即开始了审讯。瑞典的法医测试显示,车内的血迹是伯纳德。但是,两人分别接受审讯时都否认给她造成了伤害。他们对上周五晚上和周六早上早些时候的描述都是相似的,直至尼古拉走上船。

极地纳克号于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从丹麦抵达冰岛,以接载新的船员,周五,剩下的几名船员决定前往镇上,然后返回海上。尼古拉从Hafnarfjrur乘坐出租车前往雷克雅未克,在Laugavegur旁边的英式酒吧喝酒。他花了2500克朗(18英镑)买幸运转轮,这是一场赢得八杯啤酒大奖的机会——结果他赢了。当托马斯把租车开到首都并加入进来时,尼古拉已经喝醉了。他们后来换到另一家酒吧,然后开车去了Laugavegur。在那里,红色起亚出现在监控中,同时伯纳也消失了。

两人都声称当时有两名女性进入了这辆车,尼古拉说在前往Hafnarfjrur的路上他睡着了,对两个女孩一无所知。托马斯告诉警方说,在早上6点左右,尼古拉上船后,他把车停在港口的尽头,和两名女子一起爬进小车的后排,其中一名是伯纳,他声称吻了两个女孩。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把两个女孩送到了附近的一个环形交叉路口。

对警察来说,尼古拉斯的含混不清似乎是合理的——从港口的监控镜头中他们就可以看出尼古拉醉得多厉害。但托马斯的叙述则充满了漏洞。星期六上午7点,当在远离海港的监控画面中看到托马斯时,他的手机已经关了四个小时。直到上午11点托马斯返回港口时,这辆车才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在车里睡觉,但里程表显示汽车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久之后,托马斯被拍摄到在一家超市内购买清洁液,衣服和塑料袋,然后擦洗车内。

他声称一直在试图从后座去除呕吐物。但是法医官员在车内喷洒了Luminol,这种化学物质在接触到血迹后会发出鲜亮的蓝色,结果后座立刻亮了起来。

其他证据也对托马斯不利。检查他的医生指出他的胸部有划痕,表明曾经有过挣扎或打斗。与此同时,警方在极地纳克号机舱中发现了23公斤的,价值140万英镑,这是托马斯在丹麦带到了这艘船上。赫格尔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伯纳的驾驶执照,被折叠并丢弃在船上的垃圾堆里。驾驶执照被送往挪威的犯罪实验室进行指纹分析。格林姆森确信托马斯要对伯纳的失踪负责。但他仍然没有找到伯纳。

1月21日星期六早上,在伯纳失踪一周后,冰岛历史上最大的搜索行动开始了。 仅Ice-Sar就部署了835名志愿者和87辆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反应。整个冰岛的人都在急切等待新消息。

“今天,她是我们的姐姐,我们的女儿——这成了大家的口头禅,”Ice-Sar项目经理GubrandurrnArnarson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20岁的女孩子在夜里被绑架。”

广阔的搜索范围包括冰岛南部半岛,那里有熔岩地带,白雪皑皑的群山和冰冻湖泊。周六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中午时分,一艘海岸警卫队直升机飞越荒凉的海岸线,靠近明橙色的Selvogsviti灯塔。那里没有海滩,只有一大片黑色的石头,堆满了远洋飘来的渔具和浮木。海带在浅水中绕动,岩石上覆盖着冰块。直升机上的一名军官在水边发现了一些东西。这是伯纳的尸体。

震惊很快就变成了悲伤。冰岛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雷克雅未克,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Laugavegur,在Birna失踪的地方留下蜡烛和鲜花。她的葬礼在该国最大的教堂Hallgrímskirkja举行,在2000名哀悼者中间有冰岛总统和总理。 伯纳的朋友们抬着白色的棺材,悼歌中包括伯纳在过去几个月曾经向母亲介绍的歌曲。

几个星期以来,Birna的母亲沉浸在悲伤之中,并不知道她女儿的死亡细节。今年3月,她要求会见格林姆森和雷克雅未克大都会警察局长,他们急于给她一些宽慰,并告诉她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虽然伯纳德尸体被发现时全身赤裸,但没有性侵犯的迹象。警方确信,伯纳脸部遭到了击打,在港口被扼杀。但在被丢到水中时她还活着。尸体解剖显示死亡原因是溺水。

尼古拉在羁押两周后获释,警方认定他犯罪时不在场。尽管有证据指控,但托马斯并没有认罪。警方仍然不清楚为什么伯纳会在Laugavegur上车,或为什么托马斯杀了她。

2017年3月30日,托马斯被控谋杀和持有毒品。当在8月份审判开始时,检方的证据更为坚定:在伯纳一只靴子的鞋带上找到了托马斯的DNA,挪威法医学家还在伯纳的驾驶执照上找到了托马斯的指纹。

在法庭上,托马斯掩面而坐。他承认持有毒品,但不承认谋杀。他低声说话,没有感情,他编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车上没有两个女孩,现在只有一个,伯纳。他说当他沿着Laugavegur开车时,伯纳突然钻进来。托马斯说他在Hafnarfjrur停下来下车撒尿,这时尼古拉与伯纳娜把车开走了,一会儿又回来接他,这时车上已经没有了伯纳。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托马斯还试图将谋杀的罪名加在同事身上。一个月后,三名法官判处托马斯两项罪名成立,判处他19年监禁。

伯纳去世已经一年有余。这起谋杀案是否改变了冰岛?从表面上看,没有。对于外人甚至渔民来说,当地人并没有新的敌意,年轻人也没有停止外出喝醉。在3月初的一个清冷夜晚,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酒吧和俱乐部依旧很繁忙,英国和美国的游客在酒吧里观看欧洲冠军联赛,身着黑衣的当地人涌入Húrra参加重金属派对。

但如果问任何冰岛人,他们会告诉你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个案子将会被记住,”主持伯纳葬礼的牧师VigfúsBjarni Albertsson说,“它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安全感。”

雷克雅未克现在有更多的监控摄像机;没有谁再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监视。特别是年轻女性更加谨慎,更加小心,并且意识到需要照顾彼此。前几年晚上出门后,搭乘陌生人的车很常见,当地年轻人还在Facebook上成立了名为Skutlarar的群组(“让人们在某处搭车的人”)。在伯纳死后,当地成立了一个女性版的Skutlarar。

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对国民心理的影响。这起谋杀案恰逢外部力量驱动的强劲经济增长时期:旅游业兴旺,大量移民涌入低层次就业岗位以及外国投资。美联社驻冰岛记者Egill Bjar-nason说:“我认为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从一个岛国转变为一个更国际化的国家,变化让人措手不及。伯纳的死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这个新时代的不安。”

而格林姆森因为在职业生涯总负责的唯一一宗谋杀案成为了冰岛英雄。他现在在海牙工作,担任冰岛驻欧盟执法合作机构的代表。

我最近在雷克雅维克的警察局遇到他时,他恰巧回家几天。那天是下午5点30分,大部分警察已经下班了。格林姆森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沿途停下来指向海湾和远处的山脉。

他说他为调查感到自豪,但希望警察局能够更快回应西拉寻找女儿的请求。 “我一直在想的很多事情之一是:是否应该在24小时内对失踪人员案件作出回应?还是更主观一些?“

西拉没有参加审判,后来她在媒体上呼吁人们不要将这起谋杀称为“伯纳案”。“我不希望这种邪恶的行为与她的名字混在一起,”当我们在她的公寓见面时告诉我,“伯纳是一个美丽的灵魂。她不应该和谋杀放在一起。“

伯纳的一张照片挂在西拉的脖子上。她现在的重点是保持女儿的积极回忆。在客厅里,整面墙都是专门为伯纳设计的。有一大堆她的照片:淘气的孩子,头发上插着笔,在巴哈马度假时与海豚一起游泳,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在教堂外面。照片旁边是伯纳的连衣裙,照片下面是她的化妆台,上面还摆着笔刷。她经常谈到要去美国,成为电影和戏剧的专业化妆师。

像她的女儿一样,西拉大方又热情。当午后阳光透过窗户,她在观看伯纳录制并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时大笑起来:模仿说唱歌曲,疯狂舞蹈。西拉一直护着伯纳的猫,尽管它常常会吓到其他人。

和她的女儿一样,西拉说出了她的想法。她到阳台去抽根烟,说她仍然相信上帝,但对他很生气。当她为女儿安全返回祈祷时,他在哪里?尽管她对所有公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但她拒绝了以伯纳的名义举行周年纪念日,从而促进“团结”的想法,并驳斥了悲剧总会带来好处的观点。

“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当人们谈论这个国家团结时,这让我抓狂。这是一个幻想:这个美丽的国家在寒冷的北方,每个人都团结在一起……我认为冰岛并不想自认为那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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